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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2 07:34:55

                                                          胡志伟12日下午到访黎智英住宅 图自巴士的报

                                                          “战时总统”与“紧急状态政府”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各种形式的灾难现场第一时间就能到达观众,人们也越来越期待政府快速应对——今天是一次经济危机,明天又是一次恐怖袭击。当这种期待经常被宪法设定的缓慢、审慎的立法程序挫败时,公众就会产生现行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的挫败感以及突破现行体制的强烈冲动,于是总统就可以诉诸民意,运用紧急状态的修辞,证明自己突破权力约束的合法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处理种族冲突,特朗普都采取了巩固自身基本盘、攻击对手的党派与极化策略——批评纽约、加利福利亚、伊利诺伊等民主党州管理不善,只知道伸手要钱;指责媒体为了阻止他当选而夸大负面消息;攻击中国是病毒源头,未能控制病毒扩散;抨击专家、政府内部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

                                                          反观美国,当前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突破500万,死亡病例逾16万。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美国卫生领城的主要官员不坐镇抗疫前线,尽心尽责控制好国内疫情,弃数百万在病痛中挣扎的民众于不顾,远赴台湾“政治作秀”。【综合/观察者网 齐倩】12日凌晨,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等罪被捕的乱港头目、“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50万港元获准保释。被保释后,黎智英行程紧密、小动作不断,被曝一天内接连密会多名反对派。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胡志伟(前座)、李卓人(后座左)和李永达(后座右)12日晚驱车离开 图自东网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

                                                          《文汇报》13日报道称,黎智英等人涉嫌通过不同途径资助以周庭及海外“港独”分子组成的“我要揽炒”团伙,里应外合打所谓“国际线”鼓动外国制裁香港。有关资金穿梭于香港及海外多个户口,有一笔款项高达100万港元,最终交到“揽炒”团伙手上。